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规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3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倚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他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则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比席克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比席克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比席克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谱”​。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比席克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夜以继日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便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过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来说，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1908年）的复活节是4月19日，即他19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比席克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你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比席克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煦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比席克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做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在竞试中，库比席克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他作的歌曲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7月上旬，库比席克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比席克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比席克，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就越变得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月19日，即他19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比席克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你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比席克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煦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比席克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做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在竞试中，库比席克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他作的歌曲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7月上旬，库比席克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比席克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比席克，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就越变得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此后，给他的童年带来诸多欢乐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9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请进艺术学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画，这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第二次遭到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很可能已耗尽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即使他也分得了母亲的一份遗产——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够维持他在维也纳再住一年的费用。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11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尽管他等候了库比席克片刻，但最后连一张条子也没留便搬进了坐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地点在费尔伯大街，大楼俯瞰铁路场。11月18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几天后，库比席克来到维也纳。在希皮塔耳时，希特勒曾寄一张明信片给库比席克，上边只有一句话：​“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愿。​”虽然此后库比席克未曾收到信，但由于他已习惯了希特勒的长时间沉默，抵达维也纳时，他还以为希特勒会到月台上来接他。但月台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希特勒，在检查了自己沉重的箱子后，他便匆忙赶到斯通帕加斯29号。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为何连一张条子也不留。他将自己的新地址交给了查克雷斯太太。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但希特勒仍只字不来。库比席克不解。若说是得罪了他，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分别时，他们是好朋友呀，而且后来的信也没有冷淡之感。再次去林嗣时，库比席克见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说她不知道，他没给她写信。接着，她便批评库比席克，说她弟弟逃离现实也有他一份责任。他“强硬地”为他的朋友辩护，认为她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重复里奥的意思而已。两人话不投机，库比席克转身便走。阿道夫与库比席克断绝了关系，连一切会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至少在目前是。另外，库比席克取得了成功，自己则遭失败。1909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嗣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可谓是深居简出。邻居们记得，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邻近饭馆里（叫库巴达自助饭店）有个掌柜对希特勒的印象极其深刻，​“因为他性格孤僻，很安静，又喜欢读书，好像很严肃，与别的年轻人不同”​。她非常尊敬他，常额外给他一大块夹肉煎饼。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25克朗津贴外，他已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