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做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之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在乌尔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胸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待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母亲。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脸色惨白地在一本速写本上画一张克拉拉的像，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